从胡锦涛主席元旦期间到河北省三河市农村考察透露的信息来看，今年的“1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已确定无疑，这也将是新时期以来中央连续7年将“三农”作为“1号文件”的主题。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感到高兴，认为这表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的确，以“三农”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来说，每年的“1号文件”关注于它实不为过。但从某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无奈，说明以往的“1号文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并未达到相应的效应。

　　今年的“1号文件”还未出，不便猜测其内容看点。从以往的六个“1号文件”看，虽然背景不一，侧重点不同，但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即都着眼于农民持续增收的能力，为此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大同小异。

　　“三农”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系列彼此相关而又很不相同的问题的组合，其中核心在于农民的收入低下。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围绕提高农民的收入做文章。衡量农民收入增长与否有两个标准，一是与自身进行纵向比较，二是与城市居民进行横向比较。从前一个来看，农民收入这些年虽然增长不快，但总的趋势是在提高；从后一个来看，问题就出来了，城乡收入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似乎不错，但与之相比，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更快，达到10%左右，两者的增长率拉开了三四个百分点。从绝对差距来说，目前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每年要达到1万元以上。所以，农民虽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但其消费所占全社会消费比重仍不到40%。

　　国家不是没有看到这一严重问题。自2002年始，国家就调整了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政策，并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取消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和农产品(15.56,-0.54,-3.35%)补贴力度，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试行新的农保，以及加强了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等。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否则，现在的“三农问题”只会更加恶化。但是，上述政策措施在促进农民收入快速提高上，成效一直不是很明显。

　　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其中的症结。从农民增收角度看，影响收入提高的因素无非是两个：一是农民太多，二是农产品的价格比较低。农民多，同样的收入平均分摊到每个农民身上也就很少；而农产品价格不高，从事农业基本无利可图。由此来看，要增加农民收入，也无非是减少农民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问题是，减少的农民到哪儿去。乡镇企业现在是指望不上，进城则要解决就业、住房和社保。就业既包括城市能否提供足够多的岗位，也包括农民自身的素质和技能能否适应岗位的要求。从目前看，只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大发展，才能容纳足够多的农业劳动力，这还是假定农民都能适应新岗位的要求。

　　但是，当前大城市的很多政策，是直接阻碍服务业发展的。而从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看，关键是提高粮食价格。但粮食问题关系到全民，鉴于城市还有很多低收入群体，国家不大可能放开对粮食的价格控制，即使放开，在农业本是弱势产业的情况下，加之于几亿农民从事农业，在和工业品和服务的交换中，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又会通过这种交换而传递和反馈到农民身上来。

　　看来事情很难办。这正是国家连续多年出台针对“三农”的“1号文件”而农民收入依然未有多大起色的原因所在。为此，需要我们跳出当前的“三农”发展思路，从指导思想上来一个大的改变。“三农问题”涉及到城乡两大集团的利益调节，在目前的制度约束下，不管文件和政策上强调“三农问题”多么重要，但在实际措施上，主政者肯定偏向城市和城市居民而忽视农村和农民。

　　像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直接投向农村的不过3700亿，就是一例。所以，过去十几年来，农民并未享受到城市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相反，还因土地制度以及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城市的各种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使得农民从城市打工得来的那点微薄收入又部分返还给了城市。

　　因而，要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对“三农”发展的政策思路进行重构，使农民的权益向城市居民看齐，它包括：对施加于农民身上的就业、教育、迁徙和纳税等任何制度性歧视要废除，让农民自由进入城市；从法律上确立农民与国家共同享有土地产权，以改变目前的“模糊产权”对农民的土地利益造成的损害，使农民拥有保卫自己土地财产权并在土地上进行投资的信心；将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涉农领域放开，让农民合作组织免税进入，获得足够的利润以组织自发自愿的规模经营；分阶段在农村推进现代福利体制的建设，把义务教育、失业救济、最低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法律援助、公共文化推广到全部农村地区；以及推进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做好了这些，以中国农民的勤劳，自会努力去解决收入低下的问题。